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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斯隆满意地松了口气，放下咖啡，用餐巾擦擦嘴和银灰色的胡子。“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宣布道，“今天早上在纽约，没有比这更好吃的早餐了。”
“也没有比这胆固醇更高的早餐了，”坐在桌子对面的儿子正在看《纽约时报》，抢白道，“你难道不知道那些煎鸡蛋对心脏不好吗？你吃了几个？三个？”
“谁会数呢？”杰茜卡说道，“再说了，克劳福，你买得起鸡蛋。安格斯，要再来一个吗？”
“不了，谢谢你，亲爱的。”老人可爱地说——他几周前刚过完73岁生日——冲着杰茜卡慈祥地微笑着。
“三个鸡蛋并不多，”尼基说道，“我以前看过一部有关南部监狱的电影，里面有人吃了50个。”
克劳福德·斯隆放低报纸回答：“你说的电影是1967年的《铁窗喋血》，保罗·纽曼主演的。我很确定纽曼并不是真的吃了那么多的鸡蛋。他是一个好演员，自然能让你以为他真的吃了。”
“以前有个从大不列颠来的推销员，”杰茜卡说，“问我们要不要百科全书。我告诉他我们家已经有一部活百科全书了。”
“我能怎么办呢，”她的丈夫回答道，“有些新闻总是黏着我。就像掸不掉的绒毛。你永远不知道哪些会被记住，哪些会被忘记。”
一家人都坐在与厨房相连的明亮而充满欢乐的餐厅里。安格斯是半个小时前到的，热情地拥抱了他的儿媳妇和孙子，和克劳福德只是很正式地握了握手。
父子之间的局促由来已久，有时会让克劳福德有些生气。这主要和观念的不同有关。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美国人接受了国家和个人道德标准的降低，但安格斯从未放弃。他坚定地相信“荣誉、责任和国家”，而且认为自己的同胞都应当展示出“二战”时期的那种毫不妥协的爱国主义——那是他人生的顶点，他将永远铭记。同时，他对儿子在新闻采集过程中的一些理念颇有微词，尽管现在这些理念被认为是先进的。
克劳福德反过来也难以忍受父亲的想法。在克劳福德看来，这些都是老古董了，没有考虑到“二战”后40多年来各个领域——特别是科学和哲学——知识的迅速增长。还有一个因素是克劳福德自己的自负（他自己绝不会用这个词），他认为自己处在职业的顶峰，对于国际事务和人类处境的判断要优于大多数人。
而今天一大早，很明显，克劳福德与父亲之间的隔阂并没有缩小。
就像安格斯在无数其他场合解释的那样，他一生都喜欢在清早到达自己要去的地方，这次也不例外。这就是为什么他昨天从佛罗里达飞到拉瓜迪亚机场，在机场附近一个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好友家过夜，天一亮就坐公交车和出租车来到拉奇蒙特。
熟悉的长篇大论又开始了，克劳福德抬头看着天花板。而杰茜卡微笑着点着头，好像从未听过一般，她为安格斯准备好他最爱的培根煎鸡蛋，为她自己和其他两个人准备了更加健康的自制格兰诺拉燕麦卷。
“关于我的心脏和鸡蛋，”安格斯说道——他有时需要用几分钟来消化对方说的话，然后再回答——“我觉得如果我的心能跳这么久的话，就不用担心胆固醇的问题。还有，我的心脏陪我经历过生死关头，我可以给你讲一讲。”
斯隆放低报纸，与杰茜卡对视，冲她使了个眼色：在他开始回忆以前赶紧换一个话题。杰茜卡微微耸耸肩，用肢体语言告诉他：如果你想的话，就自己来。
斯隆把报纸折起来，说道：“他们刊登了昨天达拉斯迫降的死伤人数。太糟糕了。我想下周我们要进行后续报道了。”
“我昨晚在你的节目里看到了，”安格斯说，“那个是帕特里奇报道的，我喜欢他。他那些在海外的报道，尤其是关于我们军队的，让我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自豪。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克劳福德。”
“但是很遗憾，爸爸，”斯隆说，“有趣的是，哈里·帕特里奇不是美国人。他是加拿大人。而且，你将有一阵子见不到他。今天开始，他要休长假了。”然后，他好奇地问道：“我们中有谁不让你感到自豪？”
“其他所有人。几乎你们所有做电视新闻的人都在诋毁一切，特别是自己的政府，与政府对抗，总是想方设法让总统显得卑微。没有人再感到自豪。你难道不觉得讨厌吗？”
斯隆没有回答，杰茜卡低声对他说：“你父亲回答了你的问题，现在你也应该回答他的。”
“爸爸，”斯隆说道，“你和我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不会意见一致的。你所说的‘诋毁一切’，在我们新闻界是正当的质询，公众有权利知情。这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一项功能，就是挑战政治家和官僚，质疑我们被告知的一切——包括好的事情。事实上，政府会撒谎和欺骗，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一旦执政，都是如此。”
“我们确实在挖掘新闻的时候会很尖锐，我承认偶尔会有些过火。但正因为我们这么做，才使得许多谎言和掩饰被曝光，如果放在过去，那些执政者会就此逃避惩罚。正是由于电视界倡导了尖锐的新闻报道，才使我们的社会一点点变好，变清明，国家运行的机制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至于总统，爸爸，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显得卑微的话——大部分都会，那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的确，我们有时会推动这个过程，这是因为我们是怀疑论者，甚至是愤世嫉俗者，经常不相信总统给的所谓‘安慰糖浆’。也正是上层的欺诈，所有的上层阶级，让我们不得不这样工作。”
“我希望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全民的，而不是某一党派。”尼基说。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如果国父们让华盛顿做国王，而让富兰克林或者杰斐逊做总统难道不更好吗？那样，华盛顿的子孙们就会成为国王和女王，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国家元首让我们自豪，还有一个总统接受责备，就像英国首相一样。”
“我们国家巨大的损失，尼基，”他的父亲说道，“就是你没能在制宪会议上提出这个观点。就算华盛顿的孩子是领养的，那也要比之后发生的事情更加明智。”
大家都笑了起来，接着安格斯严肃地说：“战时的报道——尼基，对你来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现在的大不相同。我们感觉那些写报道的人和电台播音的人总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现在已不再是这样了。”
“只是在不同时代发生的不同战争而已，”克劳福德说道，“就像采集新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新闻的概念也改变了。许多人已不再依赖‘我的国家是对还是错’。”
安格斯抱怨道：“我没想到我的孩子会这样说。”
斯隆耸耸肩：“好吧，你现在听到了。新闻界那些致力于真理的人想要确定我们的国家是对的，而不是被执政者蒙骗。我们所做的在你看来，就只有问一些尖锐深入的问题。”
“难道你不认为你们对于‘二战’的提问很尖锐吗？”
“那还不够。”斯隆回答。他停顿了一下，犹豫着要不要深入下去，在做出肯定的决定后，他接着说：“那时你参加过对施韦因富特的B–17轰炸机首次空袭行动吧？”
“是的。”安格斯接着对尼古拉斯说，“那是在德国中部，尼基。那时，那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克劳福德无情地继续：“你曾经跟我说空袭施韦因富特的目的是摧毁滚珠轴承工厂，那些执行轰炸任务的人认为缺少了滚珠轴承，德国就会停止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