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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韦森特，”尼基说，“他是我们的朋友。”
“我也觉得，”安格斯在他的牢房里喊道。他躺在简易床上又薄又臭的床垫上，看着墙上的两只大甲虫来消磨时间。
“那你们两个就都不要想了！”杰茜卡厉声说，“喜欢这里的任何人都是愚蠢和幼稚的。”
她停下来，想要保持沉默，收回刚才的话。因为没有必要把话说得那么尖锐。
“对不起，”她说，“我不是故意要那样说话的。”
在小牢房里被关押了15天之后，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不断消磨着他们的意志。杰茜卡竭尽全力保持斗志，哪怕不是很高涨，至少也不至于绝望。她还保证他们每天都在自己的带领下进行锻炼。很明显，尽管计划得很好，可是长时间被囚禁带来的限制感、单调感和孤独感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影响。
油腻难吃的食物也是另一个耗尽他们体力的沉重负担。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虽然他们坚持洗漱，可还是又脏又臭，再加上常常出汗，他们的脏衣服总是黏在身上。
杰茜卡想到自己的反恐课程导师韦德准将在地下土坑中遭受了更长时间的折磨，就觉得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不错了。可塞德里克·韦德是一位在战时非常忠诚于国家的战士。眼下，并没有战争来让他们坚定思想或者强化体力。他们只不过是陷入小冲突的平民……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杰茜卡想不明白。
同样地，想到尼基和安格斯说过的喜欢韦森特的话，她想起了从韦德准将那里学到的东西。看来现在正是告诉大家的好时机。
她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当值的看守，一边轻声问道：“安格斯、尼基，你们有谁听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我想我听过吧，”安格斯说，“但是不确定。”
“尼基呢？”
“没有听过，妈妈。那是什么？”
这时的看守是常带着漫画书来的那个，看起来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漫画，根本不关心他们的对话。杰茜卡也知道他不会说英语。
“我来告诉你们。”杰茜卡说。
她曾经在学习小组上听韦德准将说过：“几乎每一次恐怖分子的劫持或绑架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总有一些人质会喜欢上绑匪。有时候人质甚至会认为恐怖分子是他们的朋友，而外面那些试图解救人质的警察或军队是敌人。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杰茜卡后来通过辅助读物确认了这的确是真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还追溯到过去，了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名字的来历。
此刻，她一边搜索记忆，一边用自己的话，为尼基和安格斯讲述了这个奇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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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1973年8月23日的瑞典斯德哥尔摩。
那天早上，在市中心的诺玛姆斯托格广场，32岁的越狱犯让–艾里克·奥尔森进入斯德哥尔摩市内大型银行之一的瑞典信贷银行。从折叠起来的夹克下面，奥尔森拿出一把冲锋枪朝着天花板开枪，混凝土块和玻璃纷纷落下，引起了一阵恐慌。
之后的6天简直是严峻的考验。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没有当事人想过在未来几年甚至几个世纪，他们所经历的事件会变得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样出名——这个医学术语已经被全世界的医科学生和执业医生所熟知，就像剖宫产、厌食症或者阿兹海默症一样熟悉。
奥尔森和26岁的共犯克拉克·欧佛森挟持了三女一男作为人质，他们都是银行职员。人质分别是31岁的比吉塔·伦布拉德，她是一位漂亮的金发美女；活泼可爱的23岁黑发女孩克莉丝汀·恩马克；21岁、身材小巧美丽温柔的伊丽莎白·奥德格伦和身材高大的25岁单身汉斯文·沙夫斯多姆。在接下来6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这6个人都待在银行的金库里，在那里绑匪通过电话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要300万克朗现金（约合71万美元），两把手枪和一辆用来逃亡的汽车。
在僵持阶段，人质们受了很多苦。他们被迫站着，绳子就缠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样，一旦倒下，就会被绳子勒死。有时，还有机关枪抵着他们的肋骨，每次他们都觉得自己要没命了。在长达50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没有吃东西。塑料垃圾桶就是他们唯一的厕所。在金库里到处都充满了幽闭带来的恐惧和忧虑。
但是，在人质和绑匪之间居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亲近感。比吉塔曾有机会脱身但是她并没有那样做。克莉丝汀试图给警方传信，然后说“我感觉自己像叛徒一样”。那名男性人质斯文用“亲切”来形容绑匪，而伊丽莎白对此并无异议。
斯德哥尔摩的警察发起了解救人质的消耗战，却遭到了人质的反对。克莉丝汀通过电话说自己信任绑匪，还说“我要求你们允许我们和他们一起走……他们是好人”。至于奥尔森，她宣称“他保护我们免受警察的伤害”。有人告诉她：“警察不会伤害你们的。”克莉丝汀的回答是：“我不相信。”
后来，人们才知道克莉丝汀和那个年轻一点儿的绑匪欧佛森走到了一起。她对调查人员说：“克拉克对我很温柔。”而且在人质被释放之后，在被抬上救护车时，克莉丝汀还在担架上冲欧佛森喊道：“克拉克，我们会再见的。”
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在搜查金库的时候发现了精液。经过一周的审讯，其中一名女人质虽然否认自己有过性行为，但是她说有一天晚上，在其他人都睡着之后，她帮助奥尔森解决需求。调查人员尽管对没有性行为的说法表示怀疑，但后来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被释放的人质在接受医生的提问时，说警察是敌人，他们认为是罪犯救了自己的性命。伊丽莎白还控告一名医生试图给自己“洗脑”，强行阻止自己尊重奥尔森和欧佛森。
在1974年，在银行绑架案发生近一年之后，比吉塔还去监狱看望欧佛森，和他聊了半个小时。
参与调查的医生们最终宣布人质的表现是经历生死关头的典型反应。他们引用安娜·弗洛伊德对于这种反应的描述是“对攻击者的认同”。但是，这次发生在瑞典银行的事件也创造了一个永远被记得的名字：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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