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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对于斯隆家人遭遇绑架的特别报道一经播出，就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全国广播公司对CBA出于礼貌的通知让他们失去了一次领先的机会，不到一分钟后，他们就播出了自己的简报——比之前中午插播的计划提前了。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收到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消息后，几分钟内也播出了相关的新闻。国内那些没有连入新闻网，但是有自己新闻节目的电视台亦是如此。加拿大电视台也把斯隆家人绑架案作为午间新闻的头条播出。
广播电台凭借闪电般的速度，甚至比电视台更快地传播了这一新闻。
全国各地的午报立刻用头号大标题替换了先前的头版内容。主流的州外报纸纷纷指示他们驻纽约的记者进行独家的署名报道。
新闻图片代理处开始疯狂地搜寻杰茜卡、尼古拉斯和安格斯·斯隆的照片。克劳福德·斯隆的照片倒是有不少。
一大堆找克劳福德·斯隆的电话涌向了CBA的电话总机。当来电者被礼貌地告知斯隆不在时，大部分人留下了充满同情的留言。
报社和其他媒体的记者知道，比起打电话总机，打CBA新闻的直通电话更好，结果一些电话总是处于阻塞的状态，使得对外联系十分困难。那些接通电话的记者们提出想采访斯隆，但都被告知斯隆现在处于悲痛之中，以至于不能交谈，而且除了已经播出的，再无其他信息了。
唯一一位与斯隆通话的来电者是美国总统。
“克劳福，我刚刚听说了这个可怕的消息，”总统说道，“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乱，不想说话，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芭芭拉和我都在关心你和你的家人，希望很快能听到好消息。我们和你一样希望这种痛苦赶快结束。”
“谢谢您，总统先生，”斯隆说道，“这对我很重要。”
“我已经命令司法部门，”总统说，“让联邦调查局对于你家人的搜寻优先于其他任务，可以使用所需要的其他政府资源。”
斯隆再一次表达了感谢。
总统来电的内容很快由白宫新闻发言人公开，使得信息又进一步增加，明显这将成为所有电视台晚间新闻的重头戏。
来自纽约和其他电视台的摄制组，在一开始播出后不久就到达了拉奇蒙特，按照一位旁观者的说法，他们对“视线范围内所有的活人”都进行了采访，包括那些与事件关系细微的人。前教师普里西拉·瑞亚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最受欢迎的受访者，而拉奇蒙特警察局局长紧随其后。
一些住在斯隆家附近的人带来的消息让采访有了惊人的进展，他们说斯隆的家很明显被监视了长达几周甚至一个月。他们看到一连串不同的车，还有几次是卡车。那些车长时间地停在房子附近，车里的人都不被人察觉地待在车里。有人提供了一些车的牌子，但是仍然缺少详细信息。目击者们提到了那些车有时是纽约牌照，有时是新泽西牌照，然而没人记得车牌号。
一个邻居所描述的其中一辆车与斯隆家的女佣弗洛伦斯的描述相符，就是那辆在杰茜卡、尼基和安格斯离开家购物时跟踪他们的那辆。
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们都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对于这种明显的监视，为什么没有人报警呢？”
每次提出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邻居们都以为这是对名人克劳福德·斯隆的某种保护，那为什么要干涉呢？
直到现在，警方才开始搜寻各种车辆的信息。
海外媒体也对绑架案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像北美的观众一样，外国观众对于克劳福德·斯隆的脸和声音并不陌生，所以涉及一位电视界名人的事件，本质上就具有了国际效应。
这种压倒性的反应证明了现代的电视台主播，就像第二天《华尔街日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特殊的“主播人种”，与国王和王后、电影和摇滚明星、教皇、总统和王子一样属于公众人物。
克劳福德·斯隆的心里可谓百感交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他一直在恍惚中移动，期待着某一刻会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一个轻易就能解决的错误。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杰茜卡的沃尔沃车仍然停在拉奇蒙特超市的停车场中，无人认领，这种期待成真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最困扰斯隆的是想起昨晚与杰茜卡的对话。是他提出了发生绑架的可能性，并不是这种巧合让他不安——从长期的经验中他知道，现实生活和真正的新闻充满着巧合，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这一刻，他觉得是自己的自私和自负，让他认为只有自己才会成为绑架案的受害者。杰茜卡甚至问过：“那么，家人呢？他们也会成为目标吗？”但是，他没有理会这种想法，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而且杰茜卡和尼基也不需要被保护。现在，他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深深自责，负罪感已经把他包围了。
当然，他非常担心自己的父亲。很明显，安格斯被卷入今天的事件完全是一个意外。他意外来访，才不幸成为绑匪的目标。
那一天的其他时间，斯隆都在焦躁中度过，他想要做些什么，无论什么都好，但又知道自己能做的微乎其微。他考虑回拉奇蒙特，然后又意识到自己可能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如果有新消息就联系不上他了。让他留下的另一个原因是来了三位联邦调查局的外勤特工，他们以斯隆为中心开展了飓风般的行动。
特工奥蒂斯·哈夫洛克是三人中较年长的一位，用一位旁观的马蹄组制片人的话说，他马上证明了自己就是“管事的人”。他坚持要直接去克劳福德·斯隆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向斯隆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要求陪同人员把电视台安保部门的负责人叫来。接着，这位特工又用电话从纽约市警察局调集援助。
哈夫洛克身材矮小，头已经秃了，有一双深陷的绿色眼睛，他会直直地盯着与他对话的人，很少移开视线。他那始终充满怀疑的表情似乎在说：“我早就看过听过这一切了。”但随后，斯隆和其他人就会知道这种未说出口的断言是正确的。奥蒂斯·哈夫洛克是一个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20年的老手，他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处理人类最邪恶的罪行上。
CBA的安保负责人是纽约一位头发灰白的退休警探，他很快就赶到了。哈夫洛克告诉他：“我要这层楼马上被全部保护起来。那些带走斯隆先生家人的人，可能会对斯隆先生本人下手。派两个人守住电梯。其他人守住楼梯。他们要检查，仔细检查所有进入和离开本层的人员的身份。然后对本层的所有人进行彻底检查。明白了吗？”
那位老人抗议道：“当然清楚，我们都关心斯隆先生。但是，我的人手有限，达不到你的要求。我还有其他的安保工作要做，不能疏忽。”
“你已经疏忽了。”哈夫洛克抢白说。他拿出一张塑料身份证。“看看这个！我用它进入了这幢大楼。只是给楼下的保安看了一下，他就挥挥手让我进来了。”
安保负责人仔细地看看那张身份证，上面是一张穿着制服的男人的照片，问道：“这是谁的照片？”
“问斯隆先生吧。”哈夫洛克把卡片递给了克劳福德·斯隆。
斯隆看了一眼，虽然满心焦虑还是忍不住大笑：“这是卡扎菲上校。”
“这是我特制的，”联邦调查局的人说道，“我好几次都像这样用它来证明那些公司的安保有多么差劲儿。”他对垂头丧气的安保负责人说：“现在就按我说的去做。保护这层楼，然后告诉你的人仔细检查身份证，包括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