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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纽约的CBA新闻大楼是一座普通的8层赤褐色砂石建筑，坐落在上曼哈顿的东边。这里之前是一个家具工厂，现在只有外部还维持着原样，内部已被各式各样的承包商改造翻新过多次了。在建筑外面，有迷宫一样交错的走廊，无人陪同的访客经常在这里迷路。

CBA新闻大楼虽然朴实单调，却有着顶尖的电子设备，大部分设备放在地下二层，这里是技术人员的天下，也被人叫作“地下墓穴”。在这众多的部门中，有一个名字普通却至关重要的地方，那就是一英寸录像带室。

全世界各地的CBA工作人员所报道的新闻，都是通过卫星或偶尔通过陆上传输到一英寸录像带室的。也就是从这里，所有制作完毕的新闻通过播出控制室和卫星传递给千家万户。

一英寸录像带室一直以来的特点就是压力巨大：紧绷的神经、快速的决策和紧迫的命令，特别是在美国晚间新闻播出前和播出过程中更是如此。

在这样的时刻，不熟悉情况的人，一定会以为这里混乱不堪，简直像噩梦一样。另一方面，为了观看大量电视屏幕所需的昏暗环境，更加剧了人们的这种印象。

但事实上，这里运行流畅，高效有序。在这里，一个错误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所以很少有错误在这里发生。

6台大型精密的双卷盘录制机安装在控制台上，上方是电视监视器，它们控制着这里的一切，录制机使用质量最好、最可靠的1英寸[1]磁带。每一台录制机和控制台前，都有一名经验丰富的操作员根据指示迅速对磁带进行接收、编辑和传输。这些操作员比在大楼里工作的大部分人员都要年长，他们是一群“看起来衣衫褴褛，却以行为张扬为荣”的特殊媒体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位评论员曾把他们比喻成电视节目播出的“战斗机飞行员”。

在每个工作日全国晚间新闻播出前约1个小时，都会有一位高级新闻制片人从马蹄组办公室下来，负责一英寸录像带室的工作，管理这些操作员们。在那里，制片人就像指挥家一样，一边挥动手臂喊出指示，一边查看传来的晚间新闻素材，看看是否需要进一步编辑，同时向马蹄组的同事报告进度以及每条新闻的第一印象如何。

所有送到一英寸录像带室的素材，都是在匆忙之中姗姗来迟。前方的制片人、记者和编辑们到最后一刻，仍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润色自己的新闻，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所以大多数新闻在播出前半个小时甚至播出开始后才传回。更加极端的情况是，新闻的前半部分已经录好开始播出，后半部分还在往录制机中输入。在这种情况下，紧张工作、满头大汗的操作员，把自己的技能发挥到了极致。

最常负责一英寸录像带室的，是高级制片人威尔·卡泽齐，他生于布鲁克林的一个希腊家庭，继承了家族极易激动的特点。尽管他的性情看起来更适合他的工作，但他也从未因此而失去控制。卡泽齐收到了丽塔·艾布拉姆斯从达拉斯沃尔斯堡传回的素材，先是明·范·坎拍摄素材的原片，接着是哈里·帕特里奇的音轨和近景报道。

现在时间是下午6点48分……晚间新闻节目还剩10分钟。插播广告刚刚开始。

卡泽齐告诉拿到素材的操作员：“快把它们都放进去。帕特里奇的音轨全部留下，配上最好的画面。我相信你。现在赶快，快点儿，快点儿！”

卡泽齐已经让助手告诉马蹄组，达拉斯的带子已经送到了。播出控制室的查克·因森通过电话询问：“拍得怎么样？”

卡泽齐告诉执行制片人：“棒极了！太出色了！不愧是哈里和明，绝对是你想要的。”

查克知道自己没时间亲自看了，他也相信卡泽齐的眼光，就命令：“广告之后就播出，大家待命。”

离播出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录像带操作员在空调间依然挥汗如雨，不停地编辑，把画面、评论和自然声音整合到一起。

因森的命令也传到了主播和他身边的撰稿人那里。撰稿人把写有引入词的纸递给克劳福德·斯隆，斯隆浏览了一遍，迅速改了几个词，向撰稿人点头致谢。很快，主播的提词器上，原来下一条新闻的开场白被换成了达拉斯沃尔斯堡的新闻。广告时间马上结束，演播大厅里舞台经理喊道：“10秒……5……4……2……”

以手势为信号，斯隆表情严肃地开始播报：“早前我们报道了达拉斯附近的一架马斯基根航空公司客机与私人飞机的空中相撞事件。坠毁的私人飞机上无人生还。起火的空客客机几分钟前紧急降落在达拉斯沃尔斯堡机场，伤亡惨重。正在现场的CBA新闻记者哈里·帕特里奇刚刚传回了下面的报道。”

一英寸录像带室里手忙脚乱的编辑工作刚刚完成。现在新闻大楼中所有的监视器上，以及美国东部、中西部和加拿大的几百万电视屏幕上，都出现了起火的空客客机向机场飞来的震撼画面，帕特里奇的声音同时响起：“在很久以前的战争中，飞行员说只是靠祈祷才渡过难关……”

这段独家报道和画面作为压轴新闻，结束了全国晚间新闻的首播。

首播结束后马上就会开始全国晚间新闻的第二次播出。东部的附属电视台是不会播出首播新闻的，东部和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都采用第二次播出。大多数西部电视台会录下第二次播出的节目，以供晚些时候播出。

当然，帕特里奇在达拉斯沃尔斯堡的报道是第二次播出的头条，尽管现在竞争对手们有了第二手的画面进行各自的第二次播出，但是CBA的第一手画面还是作为全球独家，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循环播出。

两次播出之间有两分钟的休息时间，克劳福德·斯隆打电话给查克·因森。

“听着，”斯隆说道，“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沙特的新闻放回来。”

因森挖苦道：“我知道你的能力很强，你能再挤出5分钟的直播时间吗？”

“别瞎扯。那条新闻很重要。”

“也像石油新闻一样无趣。我不同意。”

“我同意难道没用吗？”

“当然有用。所以，明天我们再探讨这件事。我既然在这里，就得负责。”

“责任应当包括对国际新闻做出明智的评判。”

“我们的职责不同，”因森回答，“你快要上岗了。哦，顺便说一下，你对达拉斯新闻前后的处理很精彩。”

主播台前的斯隆没应声就挂断了电话。他想了一下，对身边的撰稿人说：“找人给达拉斯的哈里·帕特里奇打个电话。下次休息时间，我要和他通话，我要向他和其他人表示祝贺。”

舞台经理大声喊道：“15秒！”

斯隆决定明天一定要和因森摊牌，好好谈一谈。也许因森在位太久而变得固执，那么现在就是他该离开的时候了。

查克·因森在第二次播出之后嘴唇紧闭，面无笑容。回家之前，他返回办公室去整理一些要看的杂志。

看书，看书，还是看书，来掌握各个方面最前沿的资讯，这是当今执行制片人的一大负担。不管他在哪里，不管是什么时间，就像别人会拿起一杯咖啡、一块手帕或是一支香烟一样，因森却不得不拿起一份报纸、一本杂志、一份时事通讯或者是纪实类读物，有时甚至是各式各样的无名出版物。他常常在半夜醒来看书，或者通过短波广播收听海外新闻。在家里时，他通过个人电脑能看到各大通讯社的报道，每天早上5点，他都会再看一遍。开车上班的路上，他会收听广播新闻，主要收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他和很多同行都认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最好。

因森认为自己对各种新闻素材和普通人感兴趣的话题的广泛涉猎，让他对新闻的判断要优于克劳福德·斯隆，斯隆总是以精英自诩而进行判断。

因森对于观看全国晚间新闻的几百万观众有自己的哲学理念。他认为大多数观众想要的，是对三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世界太平吗？我的家庭和家人安全吗？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了吗？所以，对于因森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设法让每晚的新闻都能回答这些问题。

因森愤然思忖，自己对于主播在进行新闻的选择时那种自以为是、假仁假义的态度厌烦极了，所以明天一定会是一场面对面的较量，他一定会把他现在所想的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不管有什么后果。

后果会是什么呢？在过去，主播和执行制片人之间的争执，主播总是胜利的一方，而制片人只得另谋高就。但是，电视新闻界已经非同往日了，风气已与过去不同。况且什么事情总有第一次，比如让主播离开而让制片人留下。

因森考虑着这件事。前几天，他试探着给哈里·帕特里奇打了一个绝对保密的电话。这位执行制片人想知道，帕特里奇是否愿意重新获得重用，回到纽约，成为全国晚间新闻的主播。如果他愿意，哈里完全能够展示权威，填补空缺——在斯隆休假期间的几次替班，足以证明他有这个能力。

帕特里奇的回应掺杂着诧异和不确定，但至少他没有直接拒绝。当然，克劳福德·斯隆对这场对话一无所知。

因森确信，不管对他还是对斯隆来说，他们都不可能再继续长时间地争斗了，得找到某种解决的方法。

[1]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