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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想给读者一个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故事该有精彩的情节，有出奇不意的发展，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最主要的是通过所有的冲突，一个个人物活起来了，读者们与这些人物渐渐相处得难舍难分，因他们产生了爱、憎、怜、恶。
我又总是瞧不起仅仅讲好听故事的作者。他们使我想起文学的最初级形态：说唱文学。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窥口。所有人物的行为的秘径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谁都弄不清自已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秘密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甦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人的多变，反复无常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于是，我又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将他们从特定环境中摘出，我们或许永远不会有机会发现他们的人格中有那么丰富的潜藏，那么深远、神秘。如维吉尼亚·沃尔芙（virginiawoolf）说的：“走向人内心的路，永远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长得多。”
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一群瘦小的东方人，从泊于十九世纪的美国西海岸的一艘艘木船上走下来，不远万里，只因为听说这片陌生国土藏有金子，他们拖着长辫，戴着竹斗笠，一根扁担肩起全部家当。他们中极偶然的会有一个、两个女人，拳头大的脚上套着绣鞋。这样的一群人和整个美国社会差异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这就是我为扶桑、克里斯、大勇找着的特定环境。
这是两种文化谁吞没谁、谁消化谁的特定环境。任何人物、任何故事放进这个环境中决不可能仅仅是故事正身。由于差异，由于对差异的意识，我们最早踏上这块国土的先辈不可能不产生一种奇特的自我知觉；别人没有辫子，因此他们对自已的辫子始终有着最敏锐、脆弱的感知。在美国人以剪辫子做为欺凌、侮辱方式时，他们感到的疼痛是超乎肉体的。再有，美国警察在逮捕中国人后总以革去辫子来给予精神上的惩罚。这种象征性的惩罚使被捕的人甚至不能彻底回归于自已的同类。因此，辫子简直就成了露于肉体之外的，最先感知冷暖、痛痒的一束赤裸的神经！在如此的敏感程度下，人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客观，不可能正常。任何事物在他们心理上激起的反应，不可能不被夸大、变形。人的那些原本会永远沉睡的本性不可能不被惊动，从而给人们一些超常的、难以理喻的行为。对自身、对世界失常的认识，该是文学的缘起。
已不再是好听的故事了。不仅仅是了。人物内在的戏剧性远大于外在了，因为那高倍数的敏感。移民，这个特定环境把这种奇特的敏感诱发出来。
这一脉相承的敏感，也蠕动在我们身上——我们排行第五代移民。
为什么老是说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呢？文学是人学，这是名cliché。任何能让文学家了解人学的环境、事件、生命形态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边缘。文学从不歧视它生存的地方，文学也从不选择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产生文学正宗的地方。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发生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
有多少作家是在离开乡土后，在飘泊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了？康拉德（josephconrad）、纳博科夫(vladimirnabokov)、昆德拉(milankundera)、伊莎贝拉·阿言德(isabelauendene)……他们有的写移民后的生活，即便是写曾经在祖国的生活，也由于添了那层敏感而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广度，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共通的襟怀。他们的故事和人物走出了俄罗斯、布拉格。这是移民生活给他们视角和思考的决定性的拓展与深化。
我不同意把移民文学叫作边缘文学。要想有力地驳斥，我似乎得拿出比《扶桑》、《海那边》、《少女小渔业》、《女房东》更有力量的作品来。电影导演黄建中对我说：“《扶桑》是我生活经验和美学经验之外的东西。我从没想到人可以从那样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所以我觉得它那么好看，觉得耳目一新。”正是因为一百五十年的华人移民史太独特、太色彩浓烈了，它才给我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证、反证“人”这门学问，“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人在那里，那里就是文化和文学的主流。
